近期，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深圳市发改委联合公布9个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项目退出名单。公告称，经核实退出条件、退出申请材料及证明材料，结合各区生态环境部门初审意见、市生态环境部门复审意见，同意新木盛低碳产业园、光明国际汽车城等9个试点项目的退出申请并予以公开。近零碳排放区是零碳园区建设的基础。当前全国零碳园区建设正加速推进，从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到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建立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再到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联合公布《关于开展零碳园区建设的通知》，顶层设计持续完善。然而，具体到落地层面，其面临的现实挑战也不容忽视。上述项目退出试点折射出了哪些问题？零碳园区建设又该如何破局？
资金、技术成遇阻主因
零碳园区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需科学谋划、稳妥推进。有熟悉情况人士透露，财政紧缩与减碳不达标成9个项目退出试点的主因。“一方面，在近期财政紧缩背景下，部分企业遇经费不足或投资计划变动，导致项目难以继续推进；另一方面，深圳台风多发，部分老房屋构造难以适配光伏板等可再生能源设备安装，无法完成零碳核心指标，最终提请退出试点。”
“因技术成熟、更易推动，深圳的光伏成零碳园区可再生能源主力。不过，光伏安装受建筑构造制约，部分早期建成的厂房，承重、受压能力无法满足光伏架及光伏板安装要求，出于安全考虑，这类建筑难以加装光伏。但新建厂房、园区建筑质量较好，仍可正常推进光伏安装以助力零碳建设。”上述业内人士进一步解释。
事实上，类似深圳情况并非个例，由此可见零碳园区建设并非易事。同济大学绿色建筑及新能源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谭洪卫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设零碳园区，应从园区的产业结构、特征等方面开展扎实的可行性研究，但目前试点大多未见相关报告，只是出一个申报指南让园区自行做方案、申报，可能导致申报的盲目性和泡沫化。事实上，什么样的园区适合‘零碳’示范？需要政策有针对性地选择和引导，而非仅靠鼓励广而推之。”
此外，成本与科研基础缺失也增加了推进难度。“要建设零碳园区，客观上肯定需要增量成本和投入，但完全依赖政策红利可能走向投机。到底哪些园区可以利用扶持政策，哪些园区需要市场机制化解？目前还不太明确。另外，缺乏扎实的基础和深入的科研，也导致一些园区申报成功后因难以实现目标最终退出，即使不退出也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谭洪卫直言。
在谭洪卫看来，园区建设的示范应该更具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并配套科学政策。“零碳园区示范应该明确定位，不应‘遍地开花’。在近零碳排放区方面，也应设计更科学、合理的政策，系统而科学地推进不同园区的低碳化进程，避免‘一刀切’。”
政策标准仍需细化
明确的标准是零碳园区落地的关键。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周勇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国内外对零碳园区尚未形成权威公认的定义与评价标准，但核心内涵均指向碳中和或净零碳排放。国家层面已出台以单位能耗碳排放为核心的试点评价标准，如综合能耗20万吨以上园区方可参与，其中20万—100万吨能耗的园区单位能耗碳排放量需小于0.2吨。但目前各地零碳园区标准参差不齐，存在‘漂绿’风险。”
标准之外，零碳园区建设的关键路径——园区级绿电直连政策也存在政策空白。“绿电直连是园区实现零碳的关键路径，占一般规模园区实现零碳时电力供给的80%以上。对有一定规模的园区而言，没有绿电直连就不可能建成零碳园区；仅靠屋顶光伏就能实现零碳的园区，只能是用电规模很小的园区，缺乏示范意义。当前政策仅支持源与荷‘一对一’直连模式，且需缴纳多项费用；尚未明确面向园区的‘一对N’（外部绿电对园区N个企业）或‘N对N’（N个绿电来源对N个园区内企业负荷）政策，制约绿电规模化接入和零碳园区的绿电供给。”周勇说。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定规模的园区实现零碳目标需配套绿电直连及储能设施，叠加建设成本与每度电0.2—0.3元的附加费用后，实际供电成本未必低于公共电网。非出口型企业因缺乏碳关税抵免等额外收益，难以对冲绿电成本增加，还有可能导致此类企业用能成本上升。”周勇补充说。
不求数量但求技术创新
面对诸多挑战，有受访人士指出，科学引导是零碳园区建设的破局关键。
“当前，零碳园区在建设推进中，部分环节仍有优化空间。国家层面近零碳与零碳园区战略意图的阐释有待细化加强，分类别、分阶段策略及目标需更明确，二者界限与申报筛选流程可进一步完善。”谭洪卫建议，“在政策与资金扶持层面，应构建分类、分级的目标、支持及评价政策；在管理层面，导入托管服务市场机制，强化量化且动态管理，形成闭环考核机制；而在技术层面，则需要动态跟踪低碳技术发展和迭代。”
周勇认为，各地的零碳园区建设要对标国家标准和认证体系。“比如，对标国家《零碳园区创建指南（试行）》等标准，尤其是单位能源碳排放这一核心指标不能降低，还要积极推动国家标准与国际接轨互认，同时强化信息披露，建设省级‘零碳信息披露平台’，要求园区定期公开碳排放边界、核算方法、第三方核证报告，实现数据全流程可追溯，接受社会监督。”
在成本方面亦需构建成本分担与经济激励机制。周勇表示，实施分类引导，对无出口需求企业暂缓强制绿电直连等相关增成本要求；对面临欧盟碳关税压力的企业，由园区统一谈判、分摊附加费用；同时创新金融工具，探索绿色融资，发行碳中和债券、收益凭证等工具，通过资本市场提前锁定未来收益。此外，要强化财税支持，对试点企业给予绿色信贷贴息、税收优惠、用能费用返还、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贴息等政策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零碳示范园区的遴选与动态管理要更具科学性。周勇强调，应坚持“不求数量，但求技术创新”的原则，充分考虑企业发展需求；建立动态退出机制，采用“揭榜挂帅”“赛马制”年度评审，对连续考核落后或3—9年内无法达标的园区强制退出，保障示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