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出海已从单纯业务拓展，升级为技术、生态、标准的系统性输出。”6月21日，在以“新形势下金融科技出海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深圳香蜜湖国际金融科技研究院专题研讨会上，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原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如是说道。
当前，金融科技企业通过“走出去”更好参与国际竞争、优化全球布局，已成为一项必答题。然而在这波出海浪潮中，地缘政治、跨境监管、数据治理等多重挑战仍然存在。多名与会专家认为，破局企业出海困境，一方面呼唤破除现有政策堵点、完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也需壮大企业自身实力，包括产业链上的企业协同“抱团出海”，优化“本土化”经营战略等。
“双市场”出海模式
当前，中国金融科技出海已经实现了从早期的“跟随式探索”向“引领式输出”的重大跨越，出海的“领头羊”已经具备国际领先的竞争优势。电子商务平台如Temu、SHEIN已跻身全球前列，2024年Temu月活用户超3亿，超越亚马逊；数字金融服务从服务华人拓展至本地市场，东南亚地区数字支付渗透率不足60%，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复制“中国速度”的空间；社交文娱与生活服务平台在全球多点开花，TikTok、滴滴拉美业务等成为典型案例。
再看出海模式，呈现“双市场”特征。分析人士指出，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中国企业以规模化填补基础设施空白；在成熟市场则聚焦风控技术等长板，渐进式渗透。
而这种差异化策略的背后，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底层变革。如大型银行通过整合开源框架，能够大幅提升客户画像的精度，从而更好地了解客户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显著降低了金融机构内部的运行成本，甚至成立了种子架构决策机制，扁平化的管理和敏捷化的运行成为基石。同时，AI驱动的反欺诈系统在保障跨境业务安全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金融科技出海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业务拓展，而是逐步向全球金融治理领域迈进。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强调，我国金融科技企业正实现从输出产品到提供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重要转变。在实际案例中，中国企业为东南亚国家的商业银行提供了全面的线上化解决方案，帮助这些银行提升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此外，企业还积极助力构建跨境人民币服务生态，推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和流通。
“金融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金融业的服务水平和技术水平不断进步；我国金融科技的实力已得到了时间的验证，都为我们做好出海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李东荣表示。随着简单的金融服务“走出去”的扩展，从业务到技术全链条的金融科技的出海也呼之欲出。
“内卷”蔓延至海外
尽管出海成果显著，从外部围堵到内部协同的多重考验仍然存在。
外部来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原副会长、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助理张慎峰强调，特朗普政府推行的逆全球化政策已经发生了明显转变，从最初的关税战逐步升级为科技战、金融战。在技术领域，美国对AI芯片、云计算等关键技术实施严格的封锁措施，试图遏制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此外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通过强化军事同盟关系，迫使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跨境监管差异也是中国金融科技出海面临的另一重大障碍。越来越严峻的反洗钱压力，数据本地化与隐私保护成本，各地层出不穷的监管沙盒与创新，都使得合规成本明显提高。
华为公司副总裁、数字金融军团CEO曹冲的早期经历印证了这一点。在开拓德国市场时，由于对当地劳工法缺乏了解，项目团队的签证申请多次受阻。经过与德国移民局的反复沟通和协商，最终才成功解决了人员派驻问题。这也提醒出海企业，做好充分沟通的同时，有一个清晰的、长期的战略非常重要。
河北源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郝旭也坦言，量化交易软件出海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在不熟悉的监管环境中找到创新与合规的平衡点。目前，国内散户量化工具供给存在空白，但海外监管机构对个人数据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这使得产品在进行本地化适配时难度倍增。
内部协同不足同样对出海效能产生了制约。陈文辉通过调研发现，中国企业中存在的“内卷”文化已经蔓延到了海外市场，内卷式竞争激烈使得企业经营利润空间承压。此外，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网点布局速度与密度未能有效匹配全球市场格局变迁与客户需求变化，与企业出海业务中心存在明显“空间错配”，导致跨境支付结算面临流程长、渠道窄、手续繁、费率高等问题。
再到微观层面，诸多矛盾点还包括本地团队建设与人才成本、技术迭代压力与系统的稳定性挑战等。陈文辉强调，不同类型企业面临的出海挑战不尽相同，还需“对症下药”。
“本地化”经营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重重挑战，从政策支持到战略协同，皆有改进方向。顶层设计方面，分析人士建议探索制定金融科技出海的中长期规划，明确出海的路径、发展方向、健全金融科技出海业务的监管指引。尤其是，推动促进金融科技企业与当地监管环境更加适配，收集整合目标国家的监管政策、法律法规等信息，真正做到推动监管等效、牌照互认，降低金融科技出海的合规成本。
“构建中国金融科技企业主导的综合生态协同，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商协会组织跟踪服务的综合格局。”张慎峰强调。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邱达根看来，“内卷”产生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在于金融在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的能力不够。一方面，科创企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另一方面，是否有资金给了太多不该给的企业？“风投过程中，政府的有形之手走到哪里永远是最大的课题，怎么把钱给到最有效的团队是关键。”
对此，在完善金融服务方面，陈文辉也建议，由政策性银行牵头成立出海企业专项融资基金，为高潜力企业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充分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打造出海“桥头堡”，积极承接中概股回归需求，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企业在香港上市和融资等。
在区域布局上，张慎峰表示，一方面，深耕东南亚、中东等“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充分利用RCEP框架，积极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另一方面，积极联合第三国开拓市场，如借道新加坡、日本、德国等。对于出海地点的选择，则既要遵循国家整体的外交部署，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组织是重要舞台；也需注意“危地不往、乱地不去”的原则，先易后难、步步为营。
回到企业自身，协同出海与技术创新成为破局的关键。正如壹账通金融科技（香港）有限公司CEO金新明提到，公司采用“技术+业务双轮驱动”模式，通过与平安兄弟公司联动，在东南亚为本地车企提供从供应链金融到风控的全链条服务，实现了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形成了1+1>2的竞争优势，也是与更多企业“抱团取暖”的体现。
与此同时，在多名专家看来，“本地化经营”的核心地位不可忽视。“全面深化、优化本土化经营战略，全面构建技术合规+本地化的三维能力，通过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与当地监管机构共同建立合规实验室，采取‘区域总部+本地团队’的管理模式，促进出海企业在当地落地生根，而不是强调落叶归根。”张慎峰指出。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董晗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