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被确认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进入2025年，高温热浪仍在席卷全球。在气候变暖加剧的背景下，全球气候目标的实现愈发充满挑战。在世界经济论坛第十六届新领军者年会期间，商天信息网财经对话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主任、联合创始人胡敏，围绕全球减排路径、中国能源转型、绿色技术及公正转型等话题展开交流。
面对全球升温趋势，胡敏指出，若以控制全球变暖幅度不超过1.5℃为目标，当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实现难度较高。虽然中国的减排政策相对稳定，但全球范围内不少国家的政策存在不确定性，“比如美国的气候政策就经常受到政府更迭的影响”，这种不连续性会对全球气候行动带来不利影响。
不过，胡敏强调，虽然特朗普重回白宫调整能源政策后，美国出现煤电重启势头，但长期来看，可再生能源已经具备较强竞争力，市场因素仍在推动能源结构调整。政党更迭影响更大的是，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仅仅讨论减排总量是不够的，更应关注温控效果。”胡敏提到，“不同类型的温室气体对气候的影响是有差异的，二氧化碳的减排对长期温控更为关键，而甲烷、氧化亚氮和氢氟碳化物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则对短期气温变化影响较大。中国已经在考虑对各类温室气体实施更全面的管理，这对实现阶段性温控目标具有实际意义。”
在当前的气候应对优先事项中，胡敏特别强调了绿色技术贸易和供应链的畅通。“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推动清洁能源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绿色技术的生产和应用涉及广泛的国际合作，各国应避免设置过多贸易壁垒，以保障绿色技术的有效传播。”
以下为对话实录：
商天信息网财经：本届夏季达沃斯有哪些议题和观点令您印象深刻？
胡敏：我主持了关于“可再生能源应对荒漠化”的研讨会，探讨如何基于人工智能的电网和混合储能等先进技术，探索应对荒漠化问题的新方案，同时提升电网整合能力和资源利用效率。中国“沙戈荒沙漠太阳能和风能基地”的试点项目，与会者都非常关注该项目与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共性问题，尤其对于实际应用中的技术细节，如除尘后的水资源如何回收，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我还参加了一个关于森林与极端天气的讨论，展现了不同国家在植树造林方面的实践。比如巴基斯坦和印度，通过种植特定树种（如红树林）来调节沿海潮汐，有效缓解了洪水灾害。树木的生态效益很直观，在炎热的天气里，树荫下的温度明显更舒适。我认为，在城市环境中，树木应该被视为重要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它们不仅能改善生存环境，还能帮助抵御高温天气。近年来，中国在植树造林方面的投入和成效在全球范围内也十分突出。相比之下，虽然很多发达国家森林覆盖率已经很高，但在南欧等地仍有大量荒地未被有效利用，政府层面的系统性植树计划相对缺乏。
此外，AI也是本届论坛的大热议题，尽管我并非该领域的专家，但能感受到这一领域的发展潜力。在一场研讨会中，有专家设想，如果电池生产及设计信息能够被保存并分享给回收企业，将大大提高回收效率。这表明在数字时代，信息共享对于材料创新和回收利用具有重要价值。比如宁德时代等企业参与的“电池护照”就是通过信息共享来追踪电池的生态足迹，如果未来有更完善的AI信息系统帮助管理电池全生命周期，效果会更好。
图源：全球电池联盟（GBA）公布了2024年“电池护照”试点项目结果，宁德时代在列
商天信息网财经：去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今年高温热浪仍在持续。您如何看待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的态势？我们设定的2030年气候目标，能否如期实现？
胡敏：这要看具体以什么目标来衡量。如果按照1.5℃的温控目标，目前国际共识是实现的难度很大。中国在减排方面的努力确实比较持续稳定，但很多国家的气候政策会随政府更迭而变化，比如美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种政策的不连续性对全球气候行动影响很大，因此我对实现1.5℃目标持谨慎态度。
不过我们最近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减排和温控的关系。不同类型的温室气体对气候的影响是不同的，二氧化碳减排对长期温控更有效，但像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HFCs）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对短期温升的影响更大。这就像治理大气污染，不能只看减排总量，更要看实际的空气质量改善效果。中国已经开始考虑全口径温室气体管控，这对实现短期温控目标尤为重要。
特朗普政府的气候政策影响转向后，数据显示，美国煤电出现了一个小高峰。但需要看到，一方面，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性已成定局，市场力量仍在推动能源转型，另一方面，政策倒退确实会延缓转型速度，给传统能源企业继续维持现状的借口。但整体趋势不会改变，即使在保守的得克萨斯州，可再生能源发展也很迅速，这更多取决于当地的资源禀赋而非政治立场。
如果民主党重新执政，我认为他们不仅能加快国内能源转型，更重要的是能恢复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作用。不过归根结底，清洁能源的发展主要还是靠市场力量推动。
商天信息网财经：在中国、美国和印度这三大电力市场，夏季热浪导致电力需求激增。面对全球变暖趋势，有哪些关键技术能助力可持续地满足制冷需求？
胡敏：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制冷技术的能效在持续提升，中国的空调能效标准也在不断完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把制冷负荷纳入虚拟电厂体系。制冷需求主要带来的是用电高峰，如果能通过需求侧管理来调节，效果会很明显。比如让空调暂停运行两分钟再重启，用户几乎感受不到差别，但整个电网的峰值负荷就能显著下降。这种技术在多地已有实践，比如苏州、广东等地。关键是要完善激励机制，通过数字技术和AI实现精细化管理，设计合理的补偿机制，让用户愿意参与负荷调节。比如签署协议后，用户贡献的负荷调节可以直接抵扣电费。
其次，要重视低成本制冷技术的推广。在欧洲一些国家，由于建筑结构限制，大型空调安装不便。但喷雾风扇等替代方案成本低、效果好。这类技术特别适合在发展中国家推广，这本身也是个公平问题。有时候解决方案不一定要高精尖，像个性化制冷设备（如带小风扇的帽子）这类使用场景创新，就能带来很大改变。
这些看似简单的技术突破，如果能广泛应用，对节能和电网调峰都会有显著贡献。这实际上是个良性循环，越多人使用节能制冷方案，整体环境影响就越小，极端高温的威胁也会相应降低。
商天信息网财经：您认为当前应对气候变化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
胡敏：我认为全球层面最紧迫的是如何让清洁能源技术突破贸易壁垒。让性价比高的技术得到更广泛应用，这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当然，很多人会说这是为中国产业说话，但实际上清洁能源技术涉及全球供应链。以电动汽车电池为例，关键矿产如铜、钴等都需要从刚果、印尼等国进口。这些节能技术都是全球产业链协作的成果。
当下最紧要的是在地缘政治复杂背景下，如何保持绿色技术贸易链和供应链的相对畅通，避免人为设置过多障碍。各国发展本土产业可以理解，比如中国在与非洲合作时也强调支持非洲工业化。但整体而言，确保绿色技术流通是当务之急。
此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也非常重要，需要真正提升重视程度。贸易链的主要瓶颈是地缘政治因素，而非二氧化碳减排更复杂，涉及多种气体和多个领域（工业、农业等），关键是要有减排的决心和明确要求。
中国在气候变化行动方面表现突出。我们跟踪的13个国家资助贡献目标（NDCs）中，大部分都在超额完成，已有3-4个目标提前达到2030年要求，如可再生能源和植树造林。但中国体量大，煤炭用量和人均用电增长带来很大压力。我们人均用电仍低于OECD国家，必须确保电力供应稳定。
我国各省情况用电需求差异大，能源资源分布不均。虽然可再生能源发展迅猛，如5月国内光伏新增装机超90GW，但增量仍不能满足全部电力需求增长，部分仍需依赖煤炭。我们期待拐点到来——提高可再生能源增量和能源使用效率，以满足电力需求增量。
虽然西部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但在使用过程中仍需注重精细化管理。关键是要确保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不能因为资源多就造成浪费。从总量上看，我们的可再生能源似乎很充足，但实际上仍存在缺口。在我参与的一场论坛中，有专家提到荒漠地区可再生能源开发需要系统性规划，包括：需要安装多少太阳能板、配置多大容量的储能、采用何种储能技术、何时使用等。这种系统化规划如果运用AI技术，会比传统方式更高效。
商天信息网财经：这种精细化思维在钢铁、化工等高碳行业实践效果如何？
胡敏：以钢铁行业为例，我们通过“产品强制性能耗标准”已经将单吨钢的能耗控制到极致，目前中国重工业的能效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在全球都处于领先水平。但精细化还可以体现在系统集成上：优化工艺流程设计，实现物尽其用，甚至整个园区的规划设计都值得探讨。
另外我想提到“材料效率”这个概念。我们现在仍存在很多浪费，比如一次性用品的使用。虽然我们在推动循环经济、无废城市建设等，但精细化管理需要贯穿整个生命周期。
商天信息网财经：您之前出版的《“双碳”战略与公正转型》一书探讨了中国煤炭资源型地区的转型路径。在碳中和进程中，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平衡去煤化地区的经济转型和就业保障？这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哪些借鉴？
胡敏：我们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向外界展示，虽然中国没有直接使用“公正转型”这个术语，但实际上已经围绕“可持续转型”或“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做了大量相关工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策体系。我们的研究重点是，如何在现有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使转型更加顺利，而不是全盘照搬国外模式。
中国当前的转型与以往不同，过去是技术推动的被动转型，而碳中和转型则有明确的技术路线图，比如从煤炭转向可再生能源。这种主动规划能让产业准备更充分，这对很多国家都有借鉴意义。比如在电动车领域，中国会系统性地先建设充电基础设施，但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这种系统性思维，没有同步考虑基础设施、制造能力和人才培养等问题。转型不是简单关闭煤矿，而是要培育新产业。
国际层面也存在公正转型的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提出，他们虽然碳排放量不高，却深受气候变化影响。这就涉及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气候谈判中，受影响国家一直在呼吁建立损失损害基金，这本质上就是要求资金支持。最现实的做法就是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帮助这些国家发展新模式经济，或建设适应项目，比如修建堤坝或整体搬迁等更紧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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