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离岸信托诉讼在香港法庭打响第一枪。
这场被媒体称为“340亿遗产争夺战”的豪门遗产纠纷，表面是家族内部矛盾。实则牵动着国有资产安全、资产跨境外逃的敏感神经。
国资安全暴露在风险中
香港高等法院第23号法庭内，三份起诉书将“娃哈哈长公主”宗馥莉推向被告席。
原告宗继昌、宗婕莉和宗继盛——三位自称宗庆后非婚生子女的美国籍当事人，要求冻结汇丰银行18亿美元资产，并追讨父亲生前承诺的21亿美元信托权益。
与此同时，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也收到了同一批原告的确权诉讼，要求分割宗庆后持有的娃哈哈集团29.4%股权，按当前市值估算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当娃哈哈集团回应称此为“家族内部事务，与公司运营无关”时，国有资产流失与资产外逃的双重拷问已无法回避。
在娃哈哈集团的股权架构中，杭州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持股46%，稳居第一大股东位置；宗庆后家族持有29.4%，职工持股会占24.6%。这种“国资—家族—职工”三方制衡的模式，本是企业稳定的基石。但这场遗产争夺战却让国资安全暴露在风险中。
若杭州法院最终确认三名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宗庆后原持有的29.4%股权可能被分割。一旦分散的股权削弱宗馥莉对企业的控制力，国资股东将被迫与多个继承人博弈，公司治理稳定性面临严峻挑战。
2025年7月以来已有3家省级代理商暂停进货，直言“担心股权变动影响供货稳定性”。这种信心的动摇，损害的不仅是股东权益，更是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能力。
离岸信托背后的跨境暗流
汇丰银行账户内的18亿美元资产，成为香港法庭争夺的焦点。原告方声称，2003年宗庆后指示下属设立离岸信托，为三名子女各预留7亿美元资产。这笔资金被指来源于“娃哈哈集团分红”，其跨境流动是否合规，至今成谜。
资产外流的质疑不止于此。三名原告均为美国籍，而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宗庆后本人也曾在1999年获得美国绿卡（后放弃）。这种家族成员的国际化身份背景，与离岸信托架构形成呼应。当法律文件显示杜建英1996年以“监护人”身份陪同14岁的宗馥莉赴美留学期间，在洛杉矶产下长子宗继昌，一个更大的问题浮出水面：以子女教育、海外生育为路径的资产全球化布局，是否已成为某些家族资产外流的隐蔽通道？
两个女人的代际对决
在这场遗产争夺战的背后，是两种资本逻辑的碰撞。
宗馥莉自2004年留学归国后深耕饮料行业，坚持父亲“不上市”原则，推动娃哈哈渠道改革与品牌年轻化。2024年，她交出了营收突破700亿的成绩单，追平了2013年的业绩巅峰。
杜建英的轨迹则呈现不同路径。这位浙江大学高材生，娃哈哈创始期核心高管，2008年离职后涉足生物医药、投资等领域，名下关联企业超百家。其子女宗继昌从事投资、宗婕莉做跨境电商、宗继盛投身科技创业，与宗馥莉坚守实业的路线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分化在诉讼策略中显露无遗，原告方选择在香港发起信托诉讼，依托英美法系主张权益。而宗馥莉则依托父亲2020年所立遗嘱（声明“境外资产由独女继承”），资产的地域属性与法律庇护在此成为博弈工具。值得玩味的是企业控制权的渗透。
法律文件显示，杜建英与宗馥莉共同关联12家公司，与宗继昌共同关联7家娃哈哈子公司。早在2022年，宗继昌已进入南京娃哈哈饮料、双城娃哈哈乳品等多家关联公司董事名单。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布局，让资产控制权的转移更具隐蔽性。当三位手持美国护照的原告依据中国法律主张继承权时，那位“布鞋首富”用一生打造的饮料帝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传承考验。
这场遗产纠纷也已突破家族范畴直指国有资产安全。这背后，是三个亟待解答的时代命题：国有资产安全如何保障？当家族纠纷可能动摇企业治理根基，国资股东的监管责任与风险防控机制面临考验。资产跨境流动如何规范？离岸信托与境外身份组合的资产布局，呼吁更完善的外汇监管与反避税制度。民族企业传承如何实现？在资本全球化与实业本土化的张力中，对民族企业而言，控制权的稳固不仅关乎家族利益，更牵系着产业安全与国有资产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