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北，今年秋收时节赶上连月阴雨，山东、河南部分地区玉米、花生霉变率高达20%；
在长江流域，今年湖南、江西等地伏旱严重，导致晚稻减产约15%；
在华南，台风“桦加沙”、台风“麦德姆”接连肆虐，养殖户受损严重，仅“麦德姆”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超2亿元；
……
这些情况并非个例，频繁出现的极端天气正在严重冲击中国的农业，全国多地都在经历不同程度的洪涝、干旱、台风等灾害。为此，有农民感慨2025年太难了：“旱了浇不起水，涝了收不上粮”。
2025年10月，受台风“博罗依”及其残余环流影响，广西靖西市地州镇鲁利村大片农田被洪水淹没，即将成熟的稻谷受到巨大损失。
天气极端化，“看天吃饭”的农业该何去何从？以往基于二十四节气的农业种植经验已经失效了吗？全球变暖背景下，我们未来的气候还有哪些变化趋势？本期一起来唠科，腾讯新闻联合食通社，邀约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魏科，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和博物学科普作者任辉，一起讨论极端天气如何改变农业，并影响我们的餐桌。
1、气候大乱变，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翻了十几倍
任辉（圆桌主持人，博物学科普作者)：今年，我感觉气候明显出现了变化。从大的趋势上来看，北方的雨水比往年多了很多，而原本多雨的南方反倒频繁出现了干旱。我是山东人，感受尤其深刻。原本应该是干爽的秋收时节，今年我们山东这里连续下了20多天的雨，导致当地很多快要成熟的玉米、花生都烂在地里发霉，有的甚至直接在地里发芽了。这里也想问问两位老师今年对气候变化的感受？
钱龙（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 今年的气候异常，我相信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感受到的。我自己在南京，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今年确实热得异常，即使到了秋天，依然热得汗直流。后来我看南京气象站的统计数据，说今年南京的暑热持续了151天，比往年多热了近一个月，创下近30年最长纪录。
我是研究粮食的，我就在想这种气候异常对我们个人生活的影响，或许还有很多可以适应和减缓的手段，比如开空调降温等等，但反映在农业生产上，可能就会严酷得多。今年暑期，我去皖北和苏北做调研，今年那里遭遇了严重的旱灾，一连好几个月都没下雨，玉米、小麦从发芽到灌浆都缺水，全靠抗旱灌水。皖北涡阳县粮食局的干部跟我说，这是他们当地建国以来最干旱的一年，抽水用电，这都是额外的种粮成本，老百姓很难，尤其是种粮大户，可能亏损会比较多。
刚刚任老师也提到华北秋收赶上持续降水的灾害事件。按以往经验，这个时节华北天气应该以晴朗多云为主，但今年由于冷暖气流的位置发生了偏移，导致华北一直在下雨。这就给农户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农村里即使是小农，其实大多也是依靠机械收割。可雨水多了以后，土地都泡软了，收割机根本无法下田，一进去就往下陷。机械不能下地，就无法抢收，而且即使人工抢收回来了，粮食也因下雨无法晾晒。所以很多只能烂在地里，或者收回来也只能放着直到霉变。由此可见，对于“靠天吃饭”的农业，气候变化确实越来越多地显现出负面的冲击，今年这个感受是特别深的。
降水太多，土地泥泞
抢收下来后，也缺乏晾晒环境
魏科（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我是研究气候变化的，我自己有一个小型的、实时的气候数据库，就是收集、记录全球各个地方正在发生的极端天气及其报道。我今年的感受就是我这个数据库快要爆了，因为全球各地发生极端天气的条目实在太多了。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自5月份起我们已经监测到整个河南的南部，湖北的北部、以及陕西南部大部开始出现干旱的迹象。到6月份的时候，干旱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了。当时丹江口水库的水位非常低，已经快接近死水位了。要知道丹江口水库是供南水北调的，北京用的水几乎全都是南水北调的水，当时我还说北京可能需要重新启用密云水库了。结果大家也看到了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因为旱涝急转，丹江口水库的水很快又满了，而我所在的北京今年遭遇了7月份的特大暴雨。密云地区遭受洪水侵袭，导致多人死亡，其中包括不少老人。这件事情给我印象非常深，让我去思考在极端天气越来越多的今天，我们要如何为弱势群体提供足够的帮助。
北京密云遭受洪水侵袭
任辉：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提示，今年的气候似乎和我们以往历史上的气象记录是不太一样的。而农业恰恰又是一个需要比较稳定的季节节律的行业。我们农民最朴素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风调雨顺，该冷的时候它要冷，该下雨的时候它要下雨，该干燥的时候它应该干燥。因为农业生产都是建立在这个地区长期的气象规律之下的，但现在这个规律好像乱了。想问一下魏老师，今年这种节律的打乱只是2025年的独特现象呢，还是说以后会越来越频繁的发生？
魏科：在2020年的时候，我提了一个词叫做气候乱纪元，或者说叫做气候危机纪元。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处于气候危机纪元，其特征表现就是极端的天气事件越来越多。全球变暖的影响是逐渐增加的，就像温水煮青蛙，很多人会忽视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节点来做个标记。就像孩子们开学需要一个开学典礼，毕业需要一个毕业典礼，用以标记某个事情的开始和结束，我把这个气候标志性的节点放在2020年，以此来推，今年就是气候危机纪元的第六年。
在气候危机纪元的时代，极端天气事件的强度、频率、发生的区域都跟以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然，历史上也有极端天气事件。竺可桢先生就做过统计，从汉朝到清末近2000年时间里，大概每两年会发生一次极端干旱事件，大概每三年发生一次极端洪涝事件，综合起来看，大概一年多才会发生一次旱涝灾害。但现在呢，每年至少有十几场旱涝灾害在发生。可见，我们的气候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打个比方，以前你扔骰子，扔出6的概率是六分之一，结果你现在扔十次有九次都是6，那很可能是有人给这个骰子做了手脚。而给极端天气事件概率做手脚的“元凶”就是全球变暖，我们现在已经不能把极端天气事件还看作小概率事件了，它的发生规律已经跟以前彻底不一样了，未来还会越来越严重。
2、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业不再可靠？系统性的气候干扰亟需重视
任辉：就今年这一年，能够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大的自然灾害已经有十几起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粮食的生产不仅是一个产业的问题，也事关国家的粮食安全。那进入气候的乱纪元之后，我们的农业生产未来应该如何应对呢？
钱龙：在传统农业时代，我们的先民用二十四节气对农业气候规律做了一个经验性的总结，并据此来安排我们的农业生产活动。这个总结是建立在我们的气候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的。但现在由于全球变暖，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导致我们的很多气候、物候发生了变化，过去的那一套规律可能就不再适用了。
比如，二月份的时候我本来应该穿棉袄，结果因为天气变得很热，我只能穿背心，这就挑战了过去的经验。今年的农业也是如此，受到了很大的气候干扰，该旱的时候下雨，该降水的时候又旱得不行……这些都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混乱效应，农民对此也无所适从。
华北今年秋收反常的持续降水导致玉米霉变
要知道，粮食生产是一个弱质产业，生产周期长、环境影响大、回报见效慢，不仅面临自然风险，还要面临市场风险。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粮食生产，把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金融系统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根基和重要构成。2004年以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优先关注粮食。但现在的气候变化，无论是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对中国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都已经产生了系统性的干扰，这是当前亟需重视的。
比如，今年长江流域的伏旱时间就特别长，导致湖南、江西等地的稻米减产。因为伏旱正赶上水稻的灌浆期，缺水就会导致稻谷没法形成饱满的颗粒，有数据显示减产了约15%。如何应对越来越频繁的气候异常，农民面临的挑战很大，一来以往的经验似乎失效了，二来他们可用以补救的手段也少。
赶上干旱，南方还稍好一些，毕竟水资源相对充沛，可在北方就严峻得多。要知道，我国华北地区由于长期地下水超采，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斗区，本来地下水就不足，如果再赶上干旱，导致从地下抽水上来灌溉难上加难。过去一口井往下打30-50米就能见水，但现在可能要打80米，甚至100米才能见水。采水这么深，难度这么大，成本自然也高，农业本来就收益不高，再摊上采水的成本，从农户来说根本就不划算。如果在气候冲击下，粮食种植在经济层面上变得不可持续，农户不再愿意种粮，那我们的粮食安全该由谁来保障呢？
这还只考虑了经济的成本，背后还有更大的生态成本。地下水超采会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包括地面下沉、土地盐碱化等等。所以赶上干旱，北方的用水压力是很大的，而农业用水又是用水大户，占总用水量的60%以上。
要知道，我们现在能够净调出粮食的只有五个省：黑龙江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南省和安徽省。安徽虽然划属南方省份，但其调出粮食的主要是皖北地区。也就是说，现在其实主要是北方省份在支撑中国的粮食安全，但这些地方也正是普遍缺水的地方。如果北方的干旱是系统性的，长期频繁出现的，那它在生态上也是不可持续的，这对我们的粮食生产会有重大的威胁。
任辉：钱老师刚刚提到了农民种粮不划算的事情，我想起的另一件事也与此相似。今年八九月份，广东的湛江那边遭遇台风之后，当地近海的网箱养殖业受灾严重。当地养殖户反映说，其实湛江每年都会来台风，所以他们迫切需要通过买保险来应对这种风险。可是最近这些年，他们发现没有保险公司愿意承担这种渔业保险。因为以前可能三五年才遭一次灾，保险公司承保的话，还能余留一定的利润。可气候变化影响下，现在基本是每年都有灾。保险公司再继续承保，亏损的风险就很高，不划算。想问一下钱老师，像这种农业保险，现在推广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我们未来还能不能依靠保险机制让受灾的农民能得到一定的、能够兜底的补偿？
钱龙：中国目前是水产品生产第一大国，也是水产品消费第一大国。近年来，由于全球变暖，台风不仅变得频繁，还容易升级成超强台风，影响范围变广，破坏力变大，近海养殖更容易受其危害。通过农业保险弥补一定的损失，原本是一个很好的缓解方式。但就像你提到的，保险公司也是需要计算成本收益的。既然保险的出险率高，那它要解决亏损问题，就只能提高保费。但对大部分渔民来说，保费过高又不划算。而在渔民和保险公司之间，单靠自然市场要达到我们经济学所讲的纳什均衡，其实是很难的。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政府来发挥一些支持性作用。
其实这几年，我们政府在主粮保险的覆盖上做了很多的工作。现在全国都在实施推广三大粮食作物的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如果发生了灾害，前者至少把你种粮的成本保住，后者则能提供一个最低收入保障。这两种险，单靠保险公司是没动力去推行的，必须由国家提供战略支撑和财政支持。渔业保险也是如此，也需要我们得政府给予一些政策上的支持和资金的引导，去积极发挥作用。
3、全球变暖让中国北方气候重回汉唐时期？竺可桢的研究已过时
任辉：刚刚钱老师详细聊到了北方干旱可能带来的粮食安全风险，与此相关，我们在做气候科普时，经常会听到一种声音，即中国在汉唐时期，北方就是比现在更热更湿的，现在的全球变暖能让北方重回汉唐盛世时的气候，原本干旱的北方雨水能多一些，这不是好事吗？魏老师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魏科：我们汉唐时候的温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很多学者和博主最常引用的文献资料是竺可桢先生在1972年发表的研究文章《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先生无疑是了不起的学者，他创造性地用了物候证据和史料，还包括诗歌、地方志等，并从中总结出了过去5000年的温度序列。但在竺可桢先生的时代，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毕竟有限，其所使用的材料也都是人为记录的，没有温度计人们关于冷暖的记录都比较主观化，而且也很难从中明确区分天气和气候，比如某年有很多文献都提到了冷事件，但这并不代表当年整体的气候状况就偏冷。
竺可桢先生总结的气候变化曲线（图片来自网络）
过去12000年以来的全球温度变化，图片来自IPCC AR6(2021)。这是当前气候变化研究的新成果，可比对竺可桢先生的气候曲线，有较大的修正。
如今50多年过去了，气候变化研究领域在仪器设备、观测、理论、古气候、数值模拟等各个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国内外的研究新成果也层出不穷，我们的认知早已今非昔比了。关于历史气候的研究，也不再只依赖历史文献，而更多利用树轮、孢粉、冰芯、石笋、湖泊沉积物等自然证据重建过去的温度变化序列。以树木年轮为例，树木年轮的宽度受温度、水分和光照条件等决定，在高纬/高海拔等“冷限制”地区，温度直接决定年轮形成层的分裂时间、细胞数量和大小；而在干旱区，水分则是主控因子。所以研究温度一般在“冷限制”点选取树木，选阳坡水分充足地点的树木，根据年轮的变化来代表温度的变化。
那根据现在的分析，唐朝的温度确实比工业革命前（1850-1900年）高约0.3℃-0.5℃，而不是像竺可桢先生说的高1℃-2℃。再往前看到汉朝，竺可桢先生估算，温度要比他生活的1950年代高2℃以上。而我们现在的研究显示，最多不超过1℃。而我们现在的温度比上世纪前半叶高多少度呢？大家可以去看今年发布的国家气候变化蓝皮书，数据显示2024年我们国家的温度要比1950年前后高了至少两度以上。换言之，我们当下的气温增长不是回到汉唐，回到西周，而是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是史无前例的。现在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也比历史上高了很多很多倍，这是值得高度关注的。
4、天气极端化，农业何解？要把农业和天气解绑
任辉：我是山东人，我们那里种的冬小麦一般过了春节才会抽穗灌浆，但今年我们那边一些地方的冬小麦在春节之前就抽穗了。但因为这些小麦没有经过低温的过程，所以它抽的穗儿就没法完成灌浆，最后这茬麦子只好割掉，当青饲料卖给养牛养羊的。那些种地种了五六十年的农民们跟我说，他们这辈子都没遇到过这种事。
可见，在急剧变化的气候面前，即使很多经验丰富的老农民也是束手无策的。小时候，我爷爷教我，在燕子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种西红柿了。后来我自己去查资料，发现最近几年青岛这边燕子回来的节点已经比之前推迟了半个多月，可温度却比往年早热了半个多月，这一来一去就是有了一个多月的偏差，所以再依以前的物候去种植，就会有问题。那这个经验失效的问题该如何去应对呢？
钱龙：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农业是低端的，好像不需要什么技能，谁都能种。事实上，农业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是经济、社会、自然不断交互的一个系统。一个农民想种好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现在有很多大学生返乡，我们就发现哪怕硕士、博士到农村去，想种好一片地，也是很不容易的。
传统的农业，是依靠经验为主的。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在燕子回来的时候应该种西红柿等等这些经验性的规律，在气候稳定的时候就会很管用。但随着现在气候越来越紊乱，很多的规律就失效了，或者他们还没来得及总结出现新的规律，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气象学家来帮助他们。相比二十四节气这种大而化之的气候经验总结，我们可能更需要长期的、区域性的精准气候监测和预报来支撑。
今年10月，网友们在黑龙江发现大量滞留未南飞的燕子（图源：大象新闻）
我们的农业以后不能仅仅依靠过去的经验了，而是需要从经验型农业走向科学型农业。而科学型农业首先就需要政府在公共层面加强气候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和完善气象服务和社会化服务。现在在农村手机使用已经很广泛，包括很多农村老人也都在用，我们如果能把气候的监测预测信息、种植建议及时传达给他们，进行科学的指导，我觉得对减少农业生产损失很重要。而且对农民来说，在这个气候紊乱的时代，积极主动去学习和适应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应该鼓励他们的积极性。中国现在有两亿多户小农户，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很多老年农户会逐步退出农业生产。我相信，今后几十年越来越多的新型农业主体，会具备更多的新知识、新技术、新经验，也有能力去应对农业生产面临的挑战。
任辉: 这两年我也走访了一些地方。在山西和陕西，当地农民这些年遇到了一些之前没出现过的农业害虫。这些害虫原先因为繁衍所需的温度问题，被太行山和秦岭挡住了，但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它们已经越过了这些山岭，并危害到了当地的果农。
每年都会有一些农业害虫会从安徽、江苏向北迁飞，原本它们飞到吉林的时候，就会因为低温掉头往南飞。可现在因为安徽这边天气暖得更早，黑龙江那边冷得更晚，所以它们到了吉林之后还能继续往北，一路飞到黑龙江并在那里实现繁殖。今年，我到中国地图最东北角的建三江农场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往前十年当地还很少见到玉米螟，但现在那里玉米螟已经成了严重的虫害，只有打药才能压制住。
玉米螟
过去很多的害虫其实是区域性的，防治也是区域性的。但现在由于气候变化，很多害虫的迁徙范围扩大了，迁徙时间也延长了。这对当地农民来说是个挑战，因为突破了他以往的经验，对于我们监测这些害虫和防治害虫也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魏科：应对气候灾害，我们可能需要提前几年，甚至十几年，从战略角度来重视和做预案。刚刚你提到的害虫问题也是如此。2021年9月，我们在北京的很多树上都发现了大量的美国白蛾。它是一个外来入侵物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外贸进入我国，然后在国内一直扩展地盘，华北平原已经彻底沦陷了，现在已经快扩展到江苏了。那为什么在2021年在北京会发现很多美国白蛾呢？因为当年是1960年以来北京雨水最多的一年。在本该是秋高气爽的9月，北京居然有15天在下雨。其实，园林部门也监测到了美国白蛾可能要爆发，但问题是因为雨水多，根本找不出喷药灭虫的时间，所以美国白蛾最终还是爆发了。
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蛾
这类事情其实应该提前做好准备。今年9月的时候，我们也监测到北京雨水会比较多，我们也担心美国白蛾会不会再次爆发。结果并没有。因为北京园林部门在2021年之后，吃一堑长一智引入了美国白蛾的天敌周氏啮小蜂，提前做了应对。我觉得这种提前预警的思路，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农业也是如此。最近这些年，我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要努力摆脱农业靠天吃饭的状况，不然在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的今天，很难解决农业受灾的问题。换言之，我们需要把农业生产和天气解绑。如何解绑？有一年我去山东寿光，我发现那里遍地都是蔬菜大棚，他们的蔬菜种植基本已经摆脱了对天气的依赖。这些年，这个趋势发展得非常好。在我看来，农业的出路就在于大规模的、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农业的基本盘能够摆脱对于天气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