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心智观察所
2025年，日本又获得两枚科学领域诺贝尔奖，消息传来，又引起不少国人“反思”。
同为东亚文化圈，日本诺贝尔奖获奖频率井喷式爆发，在2000年后迎来黄金时代，这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值得共勉的好事。
长期以来，亚洲人得不到科学领域诺贝尔奖，被视为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日本是被归在一起的，是被欧美人当作“科学”（赢学）研究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Kanazawa与Miller的争论。
2006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化心理学家Satoshi Kanazawa和新墨西哥大学进化心理学家Geoffrey F. Miller，在《Evolutionary Psychology》期刊上展开一场备受关注的辩论，焦点是进化心理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否应将重心转向亚洲。该辩论源于Miller对西方学术衰落的担忧，并迅速演变为对东亚创造力、文化与遗传的激烈争论。
Miller预测，西方进化心理学面临“老龄化”危机，资金短缺、学术自由受限、政治正确扼杀创新。相反，亚洲国家如中国、印度、日本具备人口红利、科研投入激增，特别是中国的GDP增长，将成为“救星”。他呼吁西方学者“转向东方”，利用亚洲的“严谨性和勤奋”推动领域发展。
Kanazawa强烈反对，称Miller的愿景“天真且危险”。他还断言，亚洲擅长工程这样的应用科学，但基础科学需“框外思考”，东亚难以产生“原创想法”。他嘲讽，若Miller生于中国，其工作将“数学化但不可读”。
围绕亚洲诺贝尔奖数量问题，两人有明确的争论。
Kanazawa的发难
Kanazawa明确表示，出于文化、社会和制度上的原因，亚洲人无法对基础科学做出原创性贡献。Kanazawa提供了一份关于诺贝尔奖得主国籍的统计数据，以此证明亚洲国家在原创性科学成就方面的代表性不足。当时，诺贝尔奖得主数量最多的前五个国家（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瑞士）均为欧美国家，截至2005年，曾产生诺贝尔奖得主的亚洲国家有九个，最多的日本也不过只有12位，Kanazawa 强调，如果将诺贝尔奖得主数量按人口标准化来衡量（相对代表性），所有亚洲国家都处于代表性不足的状态（数值小于 1.000）。例如，日本的相对代表性为0.7789，印度为0.0526，中国为0.0377。
相比之下，前四个欧美国家（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的诺贝尔奖得主数量按人口计算被高估了5到10倍，而瑞士更是被高估了28倍。Kanazawa指出，日本作为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主要地缘政治和经济大国，仅产生了12位诺贝尔奖得主，与奥地利数量相同，但奥地利的人口仅为日本的十六分之一。
Kanazawa认为，诺贝尔奖的统计数据清晰地表明，科学本质上是精英主义的，国家通过拥有好的想法而不是庞大的人口来主导科学。他总结道，亚洲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似乎缺乏好的、原创性的科学想法。
他指出，东亚专家早就将此问题称为“创造力问题”。虽然东亚人在平均智商（IQ）上略高于欧洲人，但他们未能创造性地利用其智力。他们擅长通过死记硬背吸收现有知识，因此在数学和科学的标准化测试中得分高，或改编现有技术，因此在工程方面取得成就，但未能对基础科学做出原创贡献。Kanazawa认为，正是文化、社会和制度因素的某种组合抑制了亚洲的基础科学发展。
Miller的回应
Miller在回应Kanazawa的评论时，虽然承认Kanazawa的诺贝尔奖数据是准确的，即亚洲科学家在科学创造力的这一极端门槛上确实处于代表性不足的状态，但他认为根据这些数据推断未来是非常困难的。
Miller通过回顾20世纪初的诺贝尔奖数据，对Kanazawa的预测提出了挑战。
在1901年至1925年间，德国裔研究人员在物理学、化学和医学诺贝尔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相比之下，美国本土出生的研究人员在同一时期仅获得了极少的科学诺贝尔奖（物理学1个，化学1个，医学0个）。
Miller认为，如果在1925年仅凭诺贝尔奖数量判断，当时欧洲人可能会认为美国反智主义、实用主义和政治腐败等文化因素会继续抑制美国的科学创造力。然而，美国科学最终仍然取得了统治地位。
Miller还驳斥了亚洲存在普遍“创造力问题”的说法。他引用了 Charles Murray (2003) 的研究，该研究记录了亚洲在艺术、文学和哲学领域的显著创造性成就。他特别提到，西方历史学家逐渐意识到，历史上欧洲所做的几乎所有事情，中国都做得更早、规模更大、技术更好，例如中国航海家郑和的船队规模远超哥伦布。
Miller认为，创造力依赖于一般智力（IQ）与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一种人格特质）的相互作用。他同意东亚人具有较高的平均智商。他引用了 McCrae (2001) 对 26 种文化进行的“大五”人格特质研究，结果显示亚洲文化的平均经验开放性得分与美国（设为 100.0）相似，部分亚洲国家甚至略高于美国。Miller认为，亚洲拥有与美国相似的“开放性”水平，加上更高的智力潜能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其科学未来大有可为。
Miller承认，当前的亚洲教学风格通常强调死记硬背和分析推理，而不是自我表达的创造力。同时，Kanazawa认为亚洲文化具有从众性，不利于挑战现有范式。Miller反驳道，有研究表明，亚洲学生的社会化从众性是容易克服的，只需明确指示他们“要有创造力”，或强调创造力对集体的好处，这在研究生科学教育中是常见的做法。
Miller还反驳Kanazawa的“种族主义”倾向，认为东亚诺贝尔奖少系历史滞后，包括殖民/战争等原因，而非内在缺陷。日本2000年后物理/化学奖获奖增多，证明了其潜力。他赞扬东亚“渐进创新”（incremental creativity），建议西方学习亚洲的“集体智慧”，而非一味贬低。
这场辩论未止于期刊，而是迅速扩展到博客、媒体和学术圈。Kanazawa的极端表述，如亚洲“无法产生诺贝尔级想法”被指“伪科学”和“东方主义”。
Scott Barry Kaufman在Psychology Today（2011）发文称Kanazawa观点不代表领域主流。2011年，68位进化心理学家联署公开信，谴责Kanazawa的“坏科学”不具代表性，强调进化心理学注重证据而非刻板印象。
争论的余响
Kanazawa在博客和后续论文（如2009 “IQ and the Values of Nations”）整合辩论，尝试用“萨凡纳-智商假说”（Savanna-IQ Hypothesis）解释现代环境不匹配进化适应，导致东亚高IQ但低创造。他将辩论扩展到智商研究，称亚洲“过度成就”仅限于学生阶段。
而延续Kanazawa观点，为什么东北亚人获得如此少的诺贝尔奖，这个主题在以此为题目的论文Kura et al. (2015)中被继续讨论，几位作者用基因，如DRD4好奇心等位基因来解释东亚的低原创。
这篇论文的核心论点是，东北亚人在科学成就上表现不佳，不是因为智商低，而是因为在“好奇心”和“独立思考能力”等关键心理特质上低于欧洲人。
论文称，截至2014年，欧洲人平均每百万人获得了0.6个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奖，而东北亚人，指中国、韩国、日本平均每百万人仅获得 0.03 个，大约是欧洲人的二十分之一。
另一方面，东北亚人的平均IQ被报道为105，高于欧洲人。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等数据显示，他们在学校学习成绩上也持续优于欧洲国家。此外，在美国，亚裔学生在精英大学和各类学生奖项中的比例严重超高，这表明他们相对于其IQ而言是“超常表现者”（overachievers）。
既然智商很高，但原创科学成就却很少，作者认为原因在于人格差异，这种差异有基因分布基础。为了衡量这种差异，作者构建了一个名为“q 指数”的指标，用于衡量好奇心和独立思维能力。
该研究认为，智商（IQ）得分和指数都对人均诺贝尔奖数量有显著贡献。在分析中，当仅用IQ预测时，模型只能解释5%的差异；但加入q指数后，模型能解释19%的差异。欧洲国家在q指数上的平均分比东亚国家高出约1.4个标准差。
q指数包括了三种对于“卓越科学成就”至关重要的心理特质，这些特质由特定基因频率来代表。DRD4基因的7-重复等位基因与新奇事物寻求行为（novelty-seeking）和冲动性相关。欧洲人、非洲人中约有20-30%携带7-重复等位基因，但中国、韩国的频率是0%，日本是1%。作者声称，该等位基因可能在过去30000年中被选择性地从东亚人群中移除，可能是因为它干扰了社会和谐。
5HTTLPR基因的长等位基因能更有效地运输血清素，从而稳定情绪并减少携带者的焦虑。东北亚人携带长等位基因的频率约为20%，而欧洲人约为60%。但作者没有直接说明这种特质如何影响科学成就。
OPRM1 G等位基因与对社会排斥的恐惧有关。携带G等位基因的个体在被排斥时会表现出更强的不愉快感。作者认为，伟大的科学家必须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坚持新颖的想法，这与个人主义紧密相关。当目标由国家或组织设定时，追求个人价值会困难得多。欧洲社会具有高度个人主义，而亚洲社会是集体主义的。作者发现，亚洲人群中G等位基因的频率远高于欧洲人群。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欧洲和东北亚之间差了1.98 个标准差）限制了东北亚地区原创科学突破的产生。
这篇论文也讨论了其他可能解释东北亚诺贝尔奖稀少现象的因素，并对其进行了反驳。有人认为二战前日本的生活水平较低。但作者反驳说，如果IQ较高，为何生活水平会低？而且自1970年左右日本生活水平提高并超过西欧后，其科学成就仍然较低。有人认为东北亚人IQ分数更集中于平均值（基因同质性高），导致极高IQ的人才更少。作者认为，由于科学成就需要高智商和高指数，这不太可能是唯一的解释。
还有人推测，在20世纪许多欧洲诺贝尔奖得主出生时，欧洲的平均IQ可能高于东北亚。但作者指出，即使只看1980年后，日本和韩国的成就（日本17位，韩国0位）仍不如英国（22位）和法国（19位），即使考虑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平均IQ。
东方的逆袭
把不同国家、族群的诺贝尔奖数量问题作为研究题目，探究原因，本身当然也可以是一种“科学”。进化心理学强调行为的遗传基础和跨文化、跨族群的差异，这一论题既符合其学术使命，又深得赢学真传。
随着近年来日本的诺贝尔科学奖数量越来越多，“50年拿30个诺贝尔奖”的愿景可能提前实现，亚洲的逆袭已经发生，我们今天再回顾上述的那些“西方学术”，就更能生出“终究不攻自破”的感慨。
日本于明治维新（1868年）开启现代化，成为亚洲首个工业化国家，到1930年代，已建立完整科学体系，甚至在二战前就产出诺贝尔级成果，如汤川秀树的粒子物理成就。饶是如此，日本的科学诺贝尔“黄金时代”主要还是集中在2000年后，迟到了太久。日本有100多年的“遗产”缓冲，允许科学家专注长期基础研究，而非赶超工业化。
按Nature Index，中国的科研产出已经全球第一，按R&D投入，韩国占GDP 4.8%也世界领先，但却都鲜有诺贝尔科学奖。韩国工业化从1960年代起步，中国科学体系在改革开放后才重启，历史积累，还没到时候。
那临界点在何时，恐怕就在中国走过赶超工业化的阶段，走到前沿，走到无人区的时候。诺奖评委，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邹晓冬教授最近在采访中表示，按照中国现在的发展趋势，诺贝尔奖已经越来越近。
她还说，中国科学家需要有发现一个空白且重要的领域的能力，能够把精力用到这个领域上，做出从0到1的工作。而不是被影响因子和文章引导，在别人已经从0到1开拓出来的领域去做那些热门的研究。此外，中国科学家应该“打出国门”，跟国外的人多交流，要“卷”也要到国际学术圈来“卷”。
前文介绍的Miller，在2006年就能看到西方学术衰落和东方创造力的崛起，转眼又要20年过去，诸君还在犹疑什么，“卷”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