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5名股东到场，11名董事缺席：上海银行的热与冷
近日，上海银行（601229）2025年度股东大会在浦东的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作为资产规模超三万亿元的头部城商行，这场年度会议吸引了1115名股东及代理人到场，代表表决权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股东参与度相当高。
不过，与台下踊跃的股东群体相比，台上的董事席位却显得有些空落——16名在任董事中，仅有副董事长施红敏、董事叶峻和孔旭洪、职工董事牛韧及独立董事薛云奎5人到场，其余11人未能出席，缺席率达到68.8%。
缺席率68.8%
对上市银行而言，年度股东大会向来是规格最高的“交卷”时刻，高缺席率自然会引来更多审视的目光。
68.8%的董事缺席比例，在上海银行自身已是新高——回顾此前两次年度股东大会，均曾出现17名董事中11人缺席、缺席率64.7%的情形——而与同业普遍情况相比，这一落差同样十分扎眼。
横向来看国内上市银行，大型银行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基本保持董事会全员出席。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在2025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缺席率均为零。
股份制银行中，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等机构的董事缺席率也大多处于10%至25%的区间。
再将目光聚焦到城商行群体，对比同样直观：北京银行2025年度股东会14名董事全员列席，杭州银行2025年度股东会12名董事全员出席。
即便是存在多名董事缺席的南京银行，14名董事中5人缺席对应的35.7%缺席率，也大致只有上海银行68.8%的一半。
这么高的缺席率，难免让人追问一句：为什么？其实，先看看缺席名单里都是谁，答案就清晰了不少。
在11名缺席董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董事长顾建忠。作为上海银行战略转型的关键人物，顾建忠早在1997年入职该行，深耕17年，30岁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总行部门总经理，2015年离任后又于2025年5月回归接棒。
年报披露，顾建忠在2025年履职期间亲自出席了4次董事会议和2次股东会议。
他曾在业绩说明会上公开提出“未来五年净增加5000名员工”的规划，并明确了结构：新增3500名营销人员和1500名科技数据建模人员。
这个扩编目标相当宏大，但对照2025年末的数据——全行员工总数不增反降，较上年少了154人，收在14558人——就不免让人对后续战略如何落地多了一分关注。
而这样一位活跃度颇高的核心人物，自履新董事长以来，首次缺席了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最终由副董事长施红敏代为主持。
外部董事们
从履历上看，这份缺席名单的专业色彩很浓：11人平均年龄54.5岁，普遍是硕士及以上学历。除执行董事顾建忠外，其余10位包括5名独立董事和5名非执行董事，官方给出的缺席原因都是“因其他公务等原因”。
细看之下，非执行董事大多来自国资与央企系统：陶宏君是中国船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庄喆现任中国建银投资副总裁，拥有完整的建行体系履历；黎健、应晓明和甘湘南则分别在上海国盛集团、上海联和投资、上海黄浦投资等地方国资平台担任总经理或副总级别职务。独立董事的背景同样不薄：李正强是对外经贸大学研究员、博导；杨德红曾任国泰君安董事长，金融从业30余年；董煜是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肖微为君合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靳庆鲁则是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
这样一支由外部董事主导的专业团队，为上海银行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金融实务、法律合规、宏观经济、产业投资和地方国资管理等不同视角都被纳入了决策层，治理上的多元制衡比较充分。
但换个角度看，想把这群身兼数职、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的业界人士聚齐在同一个会议时间，本身就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
而且，这种高缺席率在上海银行其实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翻看此前的记录，2023年和2024年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同样都是17名董事中只到了6位，缺席11人，缺席率连续两年停在64.7%。
可以说，较高的外部董事缺席，更像是在这种特定董事会结构下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常态。
利润与股价之间
话又说回来，董事们来了多少，股东们心里自然有数，但大家真正惦记的，还是银行在眼下这个复杂环境里，到底交出了一份什么样的经营答卷。目前来看，上海银行的经营正处于承压阶段。
资本市场的反应最为直接。2026年以来，银行板块整体走势承压，银行指数年内下行6.7%，个股之间分化显著。在行业整体逆风的背景下，部分城商行受益于业绩催化走出了独立上行行情——青岛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年内涨幅均超10%。
而同期上海银行不仅未能跟上优质同业的修复步伐，反而走出了一波震荡下行的独立行情——股价从年初的10.10元附近一路下探，至5月26日收盘报9.06元，日内最低触及9.01元，再创年内新低，累计跌幅约10.3%，在17只城商行股中处于领跌梯队。
同时，该行动态市盈率仅5.08倍，市净率0.51倍，折射出市场对其未来盈利预期持较为审慎的态度。
这种谨慎背后，是业绩层面的现实：最新2026年一季报显示，上海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41.8亿元，同比增长4.3%，但归母净利润仅63.3亿元，同比微增0.7%，盈利增速明显放缓。
拉长至2025年全年观察，其财务表现更体现出在利率下行环境中维持盈利的种种努力。2025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547.6亿元，同比增长3.4%；归母净利润微增2.7%至241.9亿元。
在资产端收益率整体走低的“资产荒”背景下，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由3.28%下降至2.82%，降幅达46个基点。
其中，作为支柱的发放贷款和垫款收益率整体下行57个基点至3.19%，个人贷款平均收益率下降82个基点，公司贷款和票据贴现收益率也分别下降38个和50个基点。
为将净息差稳定在1.16%，上海银行在负债端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成本管理，计息负债平均付息率压降40个基点至1.66%。
此外，被视为第二增长曲线的中间业务也面临调整，2025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减少6.4%，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由上年的7.5%降至6.8%。
与此同时，资产负债表结构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调整。2025年末，“其他债权投资”科目余额大幅增长83%，从上年末的1599亿元跃升至2925.4亿元。
细分看，该科目下的政府债券规模由435.7亿元增至1016.2亿元，企业债券从295.1亿元增至601.9亿元。
这种较大规模的资产分类调整，客观上使得超过40亿元因利率波动造成的投资浮亏未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而是反映在股东权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之中。
数据可以印证这一点：2025年，上海银行其他综合收益税后净额由2024年的33.7亿元转为-40.2亿元，其中相关债务工具投资带来的亏损就达44.1亿元。
这一处理虽在一定程度上平滑了净利润表现，但股东权益已有所承压。
在风险化解方面，为加快不良资产处置，上海银行显著加大了核销力度。
2025年，该行核销贷款及垫款195.6亿元，较上年增加54.1亿元，增幅38.2%。
大规模核销使得2026年一季度不良贷款率稳在1.18%，但资产质量的先行指标也显露出潜在压力：2025年，关注类贷款迁徙率从前一年的5.2%攀升至28.6%。
风险暴露在部分领域有所抬头，个人经营性贷款不良率由1.56%升至2.39%，住房按揭贷款不良率由0.45%升至0.69%；对公端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由0.98%升至2.37%，信息技术服务业不良率达到9.85%。
此外，重组贷款余额增长29.2%至51.1亿元，而拨备覆盖率则下降了24.87个百分点至244.94%，风险缓冲的空间有所收窄。
面对这样一份有压力但也不乏行动的成绩单，股东们对回报的期盼自然更加强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提案》时，整体反对票为2.2129%，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反对比例达到5.4%。
按照规划，未来三年平均每年现金分红不少于三年内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客观来说，上海银行近年现金分红比例都维持在30%以上，只是这一表述与往年相比，听上去并没有给市场带来超预期的惊喜，在股价持续破净的背景下，自然难以完全满足部分投资者对更高、更确定回报的期待。
行长施红敏在会上也坦率回应，新一轮战略规划下，对科技和人力持续投入，加上加快不良资产出清，短期内确实会对净利润产生一定扰动。
这番坦诚，既是对承压现状的解释，也是这家三万亿城商行在周期深水区里摊开的底牌。